林渡
前言
最近，泡泡玛特靠着“Labubu”的热度又冲上热搜，一如既往地引起了大家广泛讨论。说实话，我对“潮玩”一窍不通。
但有个关于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的段子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，段子最早出自李翔对他的访谈（现在已经成书，书名叫《因为独特》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来读读，质量很不错）。
泡泡玛特上市前，投资人评价王宁：创始人没正经上过班，说话表情平淡，没有感染力，团队也不够精英。 泡泡玛特上市后：每个投资人都说王宁性格沉稳，寡言稳重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是消费创业的典范。
为什么这个段子这么吸引我？一方面它精准地戳破了精英叙事的伪善，另一方面，它展示了一个简单而刺耳的真相：这个世界的回报，常常不会奖励“共识”，真正的奖励往往留给那些敢于对共识翻白眼的人。
本期我们将从两个角度出发，探讨这一“反共识”案例的成功：一是创始人自身的认知视野与主观能动性，二是支撑“反共识”策略背后的结构性趋势。
（前情提示：任何事后分析都如盲人摸象，本期不作为任何参考，仅希望激发一些思考。）
消费的共识是什么？
在泡泡玛特刚创业的那段时期，创投圈流行一句口号“刚需、痛点、高频”。这既是创投圈筛选项目的黄金法则，也代表了当时对消费行业的主流认知。
共识确实没错。美团靠人的“一日三餐”长成如今的互联网巨头，滴滴也几乎垄断了中国人的“共享出行”市场，尽管发展过程跌宕起伏。
但共识也有问题，共识意味着竞争，意味着红海。围绕共识展开的生意，往往是残酷的——拼的是成本、供应链、规模，最后只能靠卷死同行来获得胜利。
王宁对消费的认知显然不属于那个时期的共识。
我说消费就是两件事情：满足感和存在感。你说的限量也好、抽签也好，还有其他玩法也好，是为了让产品有更强的满足感或者更强的存在感。限量抽签，他买到了，他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很酷。穿的这双鞋别人都没有，自己的存在感更强。 ——《因为独特》
两相对比，差异在哪？
创投圈押的是效率模型；而王宁相信的是心理模型——他赌的是人会为“我是谁”而付钱，而不只是“我需要什么”。
王宁经常解释说，人们从“泡泡玛特”消费的是一种情绪，一种小确幸。这其实与近来流行的“情绪消费”概念本质上是一致的。
那情绪消费到底是啥？
“情绪消费”听上比较虚，但它的反面很实在——理性消费。京东的口号“多快好省”其实就是理性消费的精华总结。
说到底，这些消费都是为了一件事：满足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最底层的需求。这类消费维持的是秩序、稳定、基础生存，也就是说，这些消费不一定是你想花，而是你不得不花。
而情绪消费恰恰相反。它的重点不是解决什么问题，而是激发一种感觉。随机性、稀缺性、限定感……这一类消费没办法给你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。
它只是为了让你感觉自己更酷更满足。从行为心理学来讲，这个满足感本质上就是你的多巴胺分泌。换句话说，情绪消费买的就是“多巴胺”分泌的快感。
泡泡玛特如何走到今天
上述分析有事后归因之嫌，大家有个基本理解即可。
因为，王宁刚创业时一定不是按这个逻辑去决策的。否则，那些分析的头头是道的人个个都应该是亿万富翁。
泡泡玛特的联创杨涛，在早期访谈中透露过第一家店的来龙去脉：
最初泡泡玛特的定位是一家生活杂货店，希望卖点很潮流的东西。第一家店开在中关村欧美汇（2010年），有八九个品类吧，眼镜、饰品、毛绒玩具…… 什么好卖，卖什么。 …… 后来有人说，我们很早就认定了潮流玩具这个赛道，有远见。准确说，是我们更认molly这个IP，觉得肯定有市场，因为之前没有人开发过，就想着我们挖一挖，挖到中间发现，哇，它是一个大宝藏，根本没想过这是一个这么大的市场。 ——《泡泡玛特的杨涛：一段未公开的创业往事》
很朴实，对吧？就是个卖潮流用品的杂货店。
王宁自己也经常讲，泡泡玛特是从 A 出发，中间做了 B，因为 C 而成功，最后可能是在 D 上变得伟大。总结得很精准，毕竟自己永远最了解自己。
A 就是 2010 年在中关村开的那家潮流用品杂货店，什么品类火，卖什么。
B 则像是一种偶然机遇，2015年，他们代理了日本的 Sonny Angel 玩偶盲盒，这款产品意外成为爆款。随后，泡泡玛特果断砍掉了其他品类，全面转向潮玩市场。
C 是泡泡玛特用“盲盒+IP”这一套玩法，把潮玩从小众文化变成了一个标准化、商业化的品类。他们把这个品类做成了风口。
而 D 就是现在，他们开始把“IP”复制成全球语言。海外开店、进驻卢浮宫、开主题乐园、APP 登顶美国榜单，泡泡玛特开始成为一种文化系统。
听起来不复杂，但我很好奇为什么是泡泡玛特把这事干成了？很多人可能从 A 出发做了 B，然后就没有了然后。
为什么是他
于是，我找了王宁所有的公开访谈，并仔细读了《因为独特》整本书。
整体读完，最大的感受就是王宁非常综合，我能明显感受到四种很强烈的特质。在这，我试着片面的提炼一下。
一股“狠”劲
王宁的“狠”，首先体现在战略层面上。他并不是那种张扬的创业者，但在做决策时却异常果断。2016年，在失去Sonny Angel代理权之后，他没有犹豫，而是直接转向自研IP。
泡泡玛特首个独家 IP Molly 签约的过程也很复杂，对方的条件苛刻，团队内部也有不少质疑声。王宁却咬死这个选择，他不惜多次亲赴香港，最终敲定合作。当被问到这个决定时，他说：“我们是破釜沉舟。”
但更深层的“狠”，还体现在他对细节的极致要求。泡泡玛特的盲盒产品几乎找不到分模线，残品率远低于行业平均线。
王宁不仅关注角色设计，还亲自过问开盒体验、包装色彩、灯光陈列、门店动线，力求每一环节都具备“美”的体验。
这种狠，不是扩张速度上的蛮力，更像是对“质感”和“体验感”的绝不妥协。你甚至可以说，这是泡泡玛特从“潮玩生意”升格为“文化品牌”的关键一步。
一股“软”劲
但只有狠劲还不够，还得有一股“软”劲。当你真的走错路时，单纯的狠劲只会让自己更快撞墙。
泡泡玛特能从 A 到 B，再到 C 的关键就在与王宁很少固执于最初的想法，他能在现实反馈中快速妥协和迭代。
这种“柔软”的特质还体现在日常决策和管理里。书中有一句话几乎可以作为他风格的完美注脚：“他从来不惮于否定自己。用一个经济学术语来说，他从来没有被沉没成本束缚过。”
这是极为罕见的特质。
比如，Molly 第一代盲盒里的纯黑款，一开始他就觉得“不行”，但他选择尊重设计师的意见上线。市场反应果然不佳，于是，在第二代的时候就果断剔除了纯黑款。 王宁肯定有自己的判断力，但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“听别人一会儿”。
这种软劲，说到底，是一种面对现实反馈时的敏锐度和灵活性。很多创业者失败，并不是因为缺乏坚持，而恰恰是因为坚持错了方向，不肯改，不肯认输，不肯“打脸”，而王宁能反复“打自己的脸”。
当“狠”与“软”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真正有生命力的“韧劲”。
一股“灵”劲
“韧劲”让泡泡玛特走的稳，走的久，而“灵”则让泡泡玛特走的比别人更快。
我们之前说过，泡泡玛特从 A 到 B 的节点就是 Sonny Angel 的盲盒娃娃。
这款玩偶一经上架就迅速走红，占到了单店销售额的三分之一。很多人也许只会把它当作意外惊喜，继续守着原本熟悉的生意不放，但王宁却敏锐地察觉到：“这背后的商业模式，才是真正的机会所在。”
他迅速调整公司战略，果断砍掉杂货业务，开始专注于潮流玩具领域。如果说 Sonny Angel 的成功还带有偶然性，那么接下来的行动则体现了他更主动的敏锐。
2016年，王宁在微博上发了一条看似随意的动态：“除了喜欢收集 Sonny Angel，还喜欢收集什么呢？”
在该微博下，他收到数以千计的留言反馈，他和团队认真逐条筛选，发现了用户频繁提到香港设计师 Kenny Wong 创作的 Molly。
短短半年后，泡泡玛特就与 Kenny Wong 合作，迅速推出了第一个 Molly 星座系列盲盒。这种对市场信号快速反应的能力，使泡泡玛特成功抓住潮玩市场的先机。
如果你仔细阅读他的访谈，你会发现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都是非常灵敏的。正是这种高度敏锐的信息捕捉和快速行动能力，让泡泡玛特始终比对手快一步，赢在一个又一个节点上。
一股“巧”劲
最后一条也是我觉得最可贵的一条。泡泡玛特非常会选择自己的学习和模仿对象。
盲盒玩法并不属于泡泡玛特的独创，这套玩法其实是从 Sonny Angel 学来的。注意，不是拙劣的“抄”，而是一种巧妙的融合。
他也屡次在访谈中提及“乐高”和“迪士尼”这两家伟大的公司。关于乐高，他坦言道，
王宁：你也问过我当初为什么会做盲盒，其实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这样考虑。有时候我会问，一个民族为什么要有自己的语言，就是因为语言是最好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沉淀的载体。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倾向于去找，看能不能有一门自己的语言。好的品牌都有自己的语言，乐高有，星巴克也有。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盲盒，诞生了一系列围绕盲盒的玩法和流行词，包括抽盒[插图]、摇盒[插图]、端盒[插图]、端箱[插图]，还有隐藏款、热款[插图]、雷款[插图]。这些都算是行业语言，你会发现它们的诞生帮助了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沉淀。 李翔：这个主意当时是谁想出来的？我觉得还挺厉害的。 王宁：那时候我们就是去学习乐高，认为乐高就是一个体系和语言。
在不同发展阶段和方向上，泡泡玛特明显会选择不同的榜样学习。
在生产、营销、渠道建设和销售方面，泡泡玛特借鉴了乐高的诸多经验。到了重视 IP 开发的阶段，泡泡玛特的学习重心则转向了迪士尼。
甚至，对于泡泡玛特一号店（首家门店）的装修和陈列，王宁还亲自前往星巴克第一家门店参观学习。
可以说，是这种不断学习先进的“巧”劲，让泡泡玛特真正做到了一路狂奔。
他踩中了哪些结构性机会？
如果说王宁身上那股“狠、软、灵、巧”的复合特质，解释了“为什么是他”这个问题，那么还有一个更宏大的问题需要回答：为什么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偏偏是“他”做成了这件事？
任何一次现象级的商业成功，都离不开创始人的主观搏杀，但更离不开他脚下那片“水大鱼大”的独特土壤。
王宁的厉害之处，在于他不仅具备了优秀的个人特质，更在于他下意识地、或者说精准地将个人奋斗融入了时代进程。
泡泡玛特的崛起，踩准了两个巨大的结构性机会：中国制造的“丰饶”与中国市场的“实验性”。
中国制造的“丰饶”：当创意遇上世界工厂
泡泡玛特的商业模式有一个核心：用相对低的成本，制造出能产生高溢价的“非必需品”。这个模式得以成立的基石，正是中国无可比拟的制造业优势。
首先，是无与伦比的成本与规模优势。潮玩本质上是工业化的艺术品，其载体是塑料（PVC）、搪胶等。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国，占据全球超 70% 的产能。尤其在广东东莞、深圳等地，早已形成成熟的模具开发、注塑、涂装、封装产业链。
这种规模经济（Economies of Scale）效应，将单个“塑料小人”的生产成本压到极低，使得泡泡玛特能以几十元的价格进入市场，让原本属于小众收藏的潮玩，第一次成为大众能轻松负担的消费品。没有“世界工厂”提供的这种成本基础，盲盒的“上瘾”模式根本无法快速铺开。
其次，是极致的柔性与快速响应能力。潮玩市场风向变得极快，今天流行的IP，明天可能就无人问津。这种高度不确定性，对供应链的要求是“快”和“准”。中国制造业的“丰饶”不仅体现在成本，更体现在其强大的柔性生产能力。
一个IP形象从3D建模到最终成品上架，泡泡玛特能将周期压缩到8个月甚至更短。当市场需要快速追单补货，或者根据用户反馈微调设计时，这条成熟的供应链可以迅速响应。
这为泡泡玛特实践精益创业（Lean Startup）理论提供了土壤——小批量测试、快速获取反馈、迅速迭代。这种能力，让泡泡玛特不是在追赶潮流，而是在定义潮流。
最后，是全产业链的整合能力。泡泡玛特的护城河，并不仅仅在于签下了几个头部IP，更在于它将设计、生产、渠道、营销整合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系统。
在中国，完成这一切的难度被大大降低了。一个设计师的创意，可以迅速在珠三角找到顶级的模具厂、涂装厂；生产出的产品，可以依托国内发达的物流网络，在几天内铺向全国上百家门店和数千万线上用户。
这种从创意到消费者的无缝衔接，是海外品牌难以企及的结构性优势。
中国市场的“实验性”：一个允许犯错的超级试验场
如果说“中国制造”解决了供给端的效率问题，那么“中国市场”则为泡泡玛特的需求端验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“实验室”环境。
第一，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，为“试错”提供了无限可能。中国拥有数以亿计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消费者。这个巨大的基数意味着，任何一个小众的、新奇的消费品类，都有可能在这里找到它的核心受众，并迅速形成规模。
对泡泡玛特而言，这意味着极高的容错率。一个系列不受欢迎，不会伤筋动骨；一个新的尝试，哪怕只有1%的人喜欢，也足以支撑起一个可观的市场。
这种“大水养大鱼”的环境，让泡泡玛特可以大胆地从 A 点出发，不断尝试 B、C、D，而不用担心一次失败就满盘皆输。
第二，消费升级的结构性转变，为“情绪”买单成为主流。如前文所述，当“刚需、痛点、高频”的效率模型被美团、滴滴等巨头占领后，新一代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。
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经典逻辑，在中国消费市场被加速演绎。物质的极大丰富，让年轻人不再仅仅为“有用”付费，而是更愿意为“有趣”、“有颜”、“有态度”付费。
这正是需求侧经济学（Demand-Side Economics）中典型的消费升级表现。泡泡玛特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从“满足功能”到“寻求慰藉”的转变，将“情绪价值”直接定价，变成了可供售卖的商品。
第三，高度发达的数字化基建，成为潮流的“放大器”。中国的成功故事，几乎都离不开其全球领先的互联网生态。泡泡玛特的爆发，与抖音、小红书、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完全同步。
开箱视频（Unboxing）、隐藏款炫耀、换娃社群……这些用户自发创造的内容（UGC）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，为泡泡玛特节省了天价的营销费用，并赋予了产品极强的“社交货币”属性。
同时，无处不在的移动支付和发达的电商体系，让“种草”到“拔草”的路径短得惊人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款心仪的盲盒，几分钟内就能在官方小程序或天猫旗舰店完成购买。这种“所见即所得”的消费闭环，极大地加速了潮流的渗透和转化。
低门槛+高不确定，是情绪消费的理想土壤
至此，我们已经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拆解，也看到了一些看似合理的归因。
我进一步好奇的是：这种“情绪消费”究竟如何被设计成一门年入数十亿的生意？为了探究这个问题，我尝试对各种消费行业进行分类。
当我将所有消费行为按照「获得门槛的高低」与「结果确定性的强弱」这两个维度进行分类时，我发现这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消费行为的有力框架。
在这个框架中，泡泡玛特精准地落在一个堪称“黄金象限”的位置上。
这个矩阵清晰地展示了不同消费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：
象限一（低门槛 + 高确定性）是我们生活的基石。我们买一瓶水，就是为了解渴，结果无比确定，成本也极低。这是纯粹的功能性消费。
象限二（高门槛 + 高确定性）是社会身份的体现。你花几百万买一套房，或几十万买一块名表，你购买的是一个确定的资产或一种被社会公认的地位符号。
象限四（高门槛 + 高不确定性）是少数人的游戏。花重金拍下一幅画，赌的是它未来的艺术价值和市场回报，门槛和风险都极高。
而泡泡玛特所在的象限三（低门槛 + 高不确定性）则是引爆大众情绪消费的完美土壤。为什么？
答案在于，它将两种强大的机制结合在了一起：心理上的“多巴胺效应” 与 经济上的“规模效应”。
从心理学上讲，“高不确定性”是刺激多巴胺分泌的最有效方式。这源于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（B.F. Skinner）的“随机奖励”理论（Variable Ratio Reinforcement）。
实验证明，比起每次都能得到奖励，不确定的、随机的奖励更能让实验对象（无论是鸽子还是人类）持续不断地重复某个动作。
我们打开盲盒前那种心跳加速的期待感，正是大脑在不确定性的刺激下，疯狂分泌多巴胺的生理表现。我们消费的，正是这种“即将揭晓”的快感本身。
但只有心理刺激还不够，要形成一门大生意，必须有“低门槛”作为放大器。几十元的价格，让任何人都可以无压力地“试一把”。这次没抽到隐藏款？没关系，下周再来一个。
这种低成本的试错机会，极大地促进了消费行为的高频发生。当数百万年轻人都能轻松地、反复地参与这场“多巴胺游戏”时，一个巨大的市场规模就此形成。
简单来说，高不确定性负责让人“上瘾”，低门槛则负责让“上瘾”规模化。
如果你觉得这么归类有点牵强，你也可以把这个分类套在“抖音”等信息流产品上，把我们的时间也视为一种货币。你看看抖音是否和泡泡玛特在同一象限？
其实，“不确定性消费”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它其实是人类最古老的游戏之一。
从古代的巫术占卜、投掷骨头预测吉凶，到近现代的彩票、赌场里的老虎机，再到我们童年时痴迷的扭蛋、小浣熊干脆面里的水浒卡……人类对随机性的迷恋从未停止。
那为什么这些古老的游戏，直到今天才被泡泡玛特做成了现象级的商业帝国？
盲盒+IP玩法如何让情绪消费规模化？
首先是因为在过去，这种随机消费无法被低成本地规模化。
在工业化不足的时代，你无法以极低的成本，生产出数千万个质量稳定、设计精美的“随机奖励载体”。
其次是渠道效率低下，如果你想买一张球星卡或一个扭蛋，你必须去特定的报刊亭或商店。用户触达范围和效率都非常有限。
并且，在许多主流文化里，纯粹的随机消费长期被等同于“不务正业”的赌博，接受度不高。
可以说，这些前辈们都各有各的“硬伤”，导致其难以突破圈层，成为真正的大众消费品。
而泡泡玛特则以一种极其聪明的方式，绕开了以上所有的陷阱。
它的核心武器，就是“符号化”的 IP 。
Molly、Labubu、Dimoo……这些爆款角色，你很难说出它们有什么具体的故事背景或性格设定。它们是“去叙事化”的，是模糊的，甚至是“空白”的。
很多人质疑泡泡玛特的一点就是，泡泡玛特的 IP 没有迪士尼 IP 的故事支撑。
但我认为，没有故事，恰恰成了泡泡玛特最大的故事。
正是因为这种“空白”，才为用户留出了巨大的情感投射空间。一个IP符号，就像一面镜子。你今天开心，会觉得Molly在对你微笑；明天沮丧，又会觉得它在安静地陪伴你。
无论男女，无论从事何种职业，每个人都能在这种模糊的符号里，自由地代入自己的情感、经历和身份认同。
其次，去叙事化的 IP 天然适配社交网络的传播逻辑。
在社交平台上，这些 IP 就像“表情包”一样可以流动、变化、再创作。Molly 不需要解释自己是谁，它只是你今天情绪的一个可爱版本。Labubu不需要剧情，它只需要被“带回家”、被“开箱”、被“晒出来”。
也就是说，这些被摆在书桌、挂在包上的塑料小人不只是简单可爱的玩偶，它们更是购买者借由 IP 完成的一次自我投影与身份确认。
而这一切，精准地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焦虑——身份认同的焦虑。
向内，它是一种自我确认。 购买和收藏的行为，本身就在帮助消费者构建一个“我是有品位的、有趣的、跟得上潮流的”自我形象，从而缓解内心的不确定感。
向外，它是一种身份表达。 将IP作为头像、挂件或桌面摆设，就是在无声地向世界宣告自己的部落归属和个性标签，这是一种在社交网络时代的“自我介绍”。
因此，我们才看到泡泡玛特的IP具备了病毒式的传播力量。因为它模糊的符号性，使其在社交媒体时代如鱼得水。
钟摆的回归：我们为何再次拥抱“不确定”？
看起来，泡泡玛特的爆火是既有中国的地利，又有创始团队的人和。
那天时呢？为什么恰恰在今天，这种基于“不确定性”的情绪消费，会如此猛烈地重新回潮？
人类学家弗雷泽在《金枝》一书中给了一些有意思的答案。他认为，人类文明的发展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就是一部与“不确定性”持续博弈的历史。他将人类文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：
巫术阶段：与不确定性共舞。 在文明的早期，人类面对无法解释的风雨、生死和命运，人类发明了巫术。占卜、祭祀、图腾崇拜……这些都是用一种仪式化的“小的不确定”，去对抗和安抚心中“大的不确定性”。 献祭一只羊，换取狩猎的顺利；解读一次龟甲的裂纹，预测战争的胜负。这本质上就是最原始的情绪消费——用一定的成本，去购买一种心理上的慰藉，而非实际的功能。
宗教阶段：将不确定性“收编”。 随着社会发展，纯粹的随机性开始让位于相对确定的秩序。宗教的出现，为世界提供了更稳定的解释框架和道德体系。神有其稳定的品格，教义有其明确的戒律，仪式有其固定的流程。人们通过定期的礼拜和祈祷，换取一种更持久、更安稳的“内啡肽式”满足感，这逐渐压倒了巫术那种短暂、刺激的“多巴胺式”快感。
科学阶段：对确定性的胜利。 进入近现代，科学理性成为主导。我们追求清晰的因果、可量化的效率和明确的功能。 消费行为也彻底倒向了“确定性”——我们买食物是为了果腹，买汽车是为了出行，买房子是为了安居。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可预测、可控制的稳定生活。
从历史的长河看，人类似乎走上了一条从“不确定”奔向“确定”的道路。
但历史并非一条直线，而是一个巨大的钟摆。它总是在“确定性”与“不确定性”的两极之间周期性地摇摆。
每当世界变得过于可控和乏味时，人类就渴望冒险和刺激；而每当世界变得过于动荡和失序时，人们又会重新寻求秩序和安全感——哪怕是微小的、虚拟的秩序。
而如今的我们，正处在一个新的“不确定性”时代。
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用“液态现代性”（Liquid Modernity）一词描述我们当下的处境：全球经济的动荡、技术的颠覆性变革、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，让曾经稳固的一切都变得流动、易逝和充满不确定。年轻一代更是直面着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、职业焦虑和未来焦虑。
更重要的是，那些传统的、能提供“确定性”的消费品（如房产、豪车）门槛越来越高，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当宏大的确定性无法获得时，人们便转向寻求微小的、可控的、即时的慰藉。这与今天年轻人涌向泡泡玛特的逻辑并无二致——他们用一种“高不确定性”的消费，来对抗内心“高不确定性”的焦虑。
然而，这种对抗只是第一层心理需求。更深层的需求来自上周策展主题所聊到的：
当外部世界变得动荡模糊，传统的身份坐标（如稳定的工作、长久的社会关系）也随之瓦解时，这种普遍的焦虑感会进一步内化为一场深刻的“身份危机”。当一切都在流动时，“我”究竟是谁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前所未有地迫切。
结语
至此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。泡泡玛特的成功，从来不是因为IP本身有多么超凡脱俗，而是因为IP这个小小的载体，精准地聚合了所有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成功要素。
它将创始人王宁的“狠、软、灵、巧”，物化成了一个个可供售卖的商业决策。它将“中国制造”的结构性优势，转化成了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低成本产品。
它将“中国市场”的巨大实验性，变成了一场验证用户需求的精准测试。它将“低门槛+高不确定性”的心理机制，设计成了一套令人欲罢不能的上瘾模型。
它将这个“液态时代”的集体焦虑，升华为一种可供消费和展示的身份符号。
IP，正是这所有力量汇合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是那个将时代红利、商业模式和个人情绪凝聚在一起的“反应皿”。
写到最后，我不禁又想起这几天小米 YU7发布会上，雷总那段让人动人的抒情表达。
“小米YU7 是为谁设计的”？
是为那些无法容忍平庸的人，是为那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人； 也是为那些双肩扛着责任、内心仍有远方的人，那些清晨送孩子上学、顺路也给自己买束花的妈妈们。 是那些周末带着全家去露营，也在后备厢中为自己留一套钓具的爸爸，就是那些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、内心仍有星辰大海的人。 小米YU7 是小米工程师们写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，一封最深情、最硬核的情书。”
雷总搞营销果然不是盖的。